与困难共舞

与困难共舞

——饶毅

首先我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包容:允许我因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入复旦而成为校友。

其实,即使上医,我也没毕业。无论复旦还是上医,称为母校,对我不最合适。更合适的称呼是:父校——我父亲的母校。

五十四年前,我父亲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与大家一样在此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今天我与大家分享我父亲的故事,因为他与在座同学贴近,父亲是在这里开始知道什么是医学科学、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感恩复旦暨上医为我们两代提供了高等专业教育和训练机遇。

在毕业季,

你们中间无忧无虑者,须知:困难在人生中本是常态;

你们中间忧心忡忡者,须知:坚毅在进化中嵌入基因。

1968年离开上海的父亲,无法像今天的你们一样怀揣梦想、期待充满阳光的未来,因为浩(qi)荡(pa)的历史带给他的是事业“塌方”:父亲回到江西很快被从南昌送到县医院,而县医院也不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父亲受教育过多而应该去农村劳动。离开人才济济、良医众多、设备优良的上医不到一年,父亲的工作地点变成了偏远农村的卫生室,那里医生只有父亲一人。

你们可能不会有“断崖式”转折,至少我希望复旦毕业生都不会。但你们也会有不得不与困难共舞的时候,我期待你们:

在逆境中舞出情怀,

在顺境中舞出精彩。

当年,父亲除了似乎一辈子要生活在农村的前景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还面临其他问题:人们生病没有昼夜,父亲是全天候的医生;农民不可能分科,父亲只能从一位呼吸内科高度训练的专科医生,几乎被磨炼成“全科”医生;出诊远近村落、跋山涉水都靠双脚;一家四口的居住面积不到十平……

父亲曾半夜长途步行赶到农民家里为难产的孕妇接生;挽救故意或误服农药的村民;口对口呼吸救助溺水儿童……不可能都靠现代医药,也试过草药。广阔的农村,成为父亲的临床实践基地;缺医少药的农民触发父亲培养当地青年成为赤脚医生。

在条件很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回到南昌不久就努力从事医学研究。八十年代,他从美国引进现代医学研究方法。九十年代他更好地理解了优美的DNA双螺旋和重组DNA技术带来的生物医学革命,将临床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探索疾病诊断和治疗,推进分子医学。

虽然五十年前不同于现在, 但今天的世界也疯癫,今天的中国并非天堂。在与大家分享了五十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如何与困难共舞后,我衷心祝愿你们:

人生穷乏处,达观自爱,追求崇高,不在乎得失,只要境界脱俗;

人生得意时,忧乐天下,正道直行,不在乎伟大,只要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