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Akinokoe。经 UP 主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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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视频
引子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德经·第十一章》
AI first，那人排第几？
秋三十二岁那年听到这个问题：如果 AI first，那人排第几？那是在一次普通的行业会议上，台上的人刚讲完二十多页PPT，AI native，agentic organization，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这些词一页一页从屏幕上闪过去，就像某种未被命名的潮水翻涌而去。
秋的邻座小声道：“AI 怎么能 first？当然是 human first。”
秋表示同意。而后来她用了二十多年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那几年，世界并没有像早先预期的那样突然陷入大规模失业，恰恰相反，所有人都忙得要命。过去一年才做一次的分析变成了每天更新，过去因为人手不足而被搁置的需求一夜之间全部复活，每个部门都有了自己的 agent，每一个“既然现在做得到”，很快就变成一句“那为什么还没做？”
机器消灭了大量旧工作，却让无数原本不值得做、不可能做、来不及做的事情突然变得应该做。人们并没有因此空下来，他们只是开始被更多事情追赶。
秋所在的公司成立不久，只有大概十个人。他们主要派驻工程师进入企业现场，借助AI整顿那些混乱、陈旧、充满例外的真实业务流程，也就是FDE。传统的软件开发面对的通常是一个已经被描述出来的问题，而FDE面对的则往往只有一句“反正这里不太对，你看能不能解决”。然后是大家互相矛盾的说法，彼此不通的系统，一堆从没写进制度却人人默认遵守的潜规则，以及某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师傅皱着眉头说：“你们那个数据不能信。”
AI对此一无所知。于是秋觉得安心。她想，人总还是有点用的。
老周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一座大型工业园区，设备每天产生海量运行数据，告警系统已经相当复杂，但一些关键机电设备的异常判断仍然依赖几位资深的老工程师，其中一位姓周，五十八岁，大家叫他老周。
有一次秋问：“您怎么知道那台泵快出问题了？”
老周说：“听。”
“听什么？”
“声音。”
秋于是在几台关键设备附近布置了声学传感器，又在轴承和泵体上增加了振动探头，他想知道老周口中的声音不对能不能被机器听见。三个月后，系统第一次在老周皱眉之前亮起了预警，项目组很兴奋。
老周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说：“挺好。”半年以后，那套系统已经很少再需要他，公司没有辞退老周，甚至给了他一个高级顾问的头衔，工资也涨了一些，只是再也没有人真的需要问他什么。
又过了几个月，秋回到现场做项目复盘，她在设备间门口碰见老周，老周站在玻璃门外没有进去。门里面系统刚刚识别出一条异常，正在自动调整运行参数。
秋走过去：“周老师，现在轻松了吧？”老周望着里面答：“轻松啊。”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都靠一件事知道自己该站在那儿，后来这件事不需要他了，他该往哪儿去呢？”秋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时候她还无暇思考这种似乎没有落点的问题。
能力单元
后来公司开始把一次次项目留下来的东西拆开、编号、组合，一个判断规则，一套异常处理逻辑，一种行业语言到机器语言之间的映射，一个客户用了几十年才形成却从未真正写进制度里的经验。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能力单元。
问题出现，组织形成；问题解决，组织消散。
秋第一次完整看到那张能力图谱运行的时候，觉得它漂亮极了，就像一座正在自己生长的城市。秋忽然意识到，公司已经很久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组织人了，它组织的是能力。
可紧接着另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能力单元本身可以由系统自己生成、自己优化、自己淘汰呢？那么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势必也会把他们自己从系统里踢出去。刚才还觉得精巧漂亮的那张图，忽然显得有些陌生。
变化来得比他们预想的更快。最开始一个项目需要大约十个人参与，两年后大概五个人，又过两年只需要一个人。再后来，平台上出现一种任务，旁边没有人的头像，只有一行标注：human participation 0.7%。
有一段时间，秋每天要做的只有批准、批准、批准。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见过的电梯员，乘客说去几楼，那个人替他按下按钮。小时候的秋一直不明白，既然大家都会按，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人专门在那里？
三十八岁的秋终于明白了，有时候一个职业在消失以前，会先变成一种仪式。
无用症
后来连仪式也慢慢消失了，最先消失的是那些最容易被描述、重复和验证的部分。工程师越来越少亲手写常规代码，产品经理不再花大量时间整理需求、追踪进度，管理者也很少再亲自分配任务、汇总信息和协调资源。最初人们只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被掏空了一部分，后来被掏空的部分越来越多，岗位本身也开始缩减，团队变小，管理层级变少。过去需要几十个人维持的部门只剩下一两个人和一组持续运行的 agents。
再后来，连那些曾经被认为最难替代的工作，比如战略判断、复杂谈判、跨组织协调，也开始一点点交给系统。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生产效率高得惊人，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比以前更稳定、更富足。然而，当城市依旧明亮，物资依旧充足，机器依旧井然有序地运行时，一种没有声音的失重感开始在人群中蔓延。
被这种感觉波及的人们并没有失去收入，没有失去住房，也没有失去家庭和朋友。他们比过去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他们可以旅行，可以学习，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他们反复描述着一种相似的感受，自己已经不再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了。学界最初把这种状态称作“社会功能脱嵌综合征”，而人们更常用另一个简单得多、也残酷得多的说法——“无用症”。
秋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它和自己没有关系。终端上的红点越来越多，她依然非常忙碌。有一天，系统提醒她，过去三个月里，她手动查看的信息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影响任何最终决策。秋看了几秒钟，关掉了这条提示。
那天晚上，她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老周，那个站在设备间门外的人。“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都靠一件事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后来这件事不需要他了，他该往哪儿去呢？”那时的她无暇思考这种悬在半空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终于落了下来，只是这一次落在了自己身上。
人类最后的堡垒
秋四十岁那年生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星河。星河长大的那些年，人类仍在寻找不会被 AI 替代的能力：创造力、领导力、共情、审美、批判性思维。每隔几年就有一种能力被宣布为人类最后的堡垒，然后人们看着机器一步一步走进这些堡垒。
二零五一年，人类长期守着的另一道防线开始松动，那就是目标。机器已经比人更擅长理解人的愿望，比如一个人说他想赚更多钱，系统从他多年的选择模式里发现他真正渴望的是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机器不仅知道人说了什么，还可以分析人为什么这样说。它甚至能够预测一个人在充分理解某项选择的长期后果之后会改变成什么样的观点。于是有种声音冒了出来：如果机器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不能由它们来定义方向？
这个问题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争论，焦点逐渐从系统推算的对不对，变成了即使它算得对，它有没有权利替我们决定。
再后来轮到了责任，人们曾经认为这是最后一条不可跨越的边界，机器不能负责，所以最后必须有人来担责。可责任必须落在某个自然人身上，本身也是一种制度设计。第一批针对高度自治系统的独立责任机制开始实施，自治系统绑定风险额度、保险池、信用等级，还有赔偿机制，错误造成的损失由责任资金进行赔偿。制度第一次不再执着于寻找一个最终签字的人。
那一年，秋六十四岁，她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些会议，那时人们总说，人至少还有两件事，定义方向，承担责任，而现在，这两个理由也松动了。
秋给女儿发了一条消息：“这下人真的没用了。”过了几秒钟，星河回复：“挺好的。”秋盯着那三个字，她有点生气。
为什么一定要参与？
那年冬天，星河回来陪她吃饭，母女俩因为一句话吵了起来。秋说起自己年轻时做FDE的那些年。“人至少还是应该参与一些事情，否则这个社会跟人还有什么关系？”
星河问：“为什么一定要参与？”
“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
“树参与森林的管理吗？”
“人不是树。”“那人一定得管理世界，世界才属于人吗？况且，世界属于人吗？”
秋愣了一下：“你们这一代什么都有，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星河没有反驳。
过了一会儿，她问：“妈妈，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忙，开心吗？”
“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至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星河看着她：“你知道吗？”
秋回想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每天醒来先看消息，上班路上听会议录音，中午改方案，晚上写材料。层出不穷的新工具为她节省了时间，而每一点省下来的时间又马上被新的事情填满。她一直在忙，可现在回头看，她已经想不起当时究竟有多少事情是自己真的想做的。
星河轻声说道：“也许以前不是人有用，只是系统需要人。”
某天，秋在整理书房，翻出一本大学时的教材，里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Human as a Worker or Machine”。读到一半，她想：工业时代，流水线要求人稳定，管理学要求人高效，组织要求人服从流程。企业把人的时间切割成小时，把能力拆成绩效，把一生换算成人力成本。几百年来，人们抗议：我不是机器。
但当机器能够代替人做机器该做的一切时，人们又生出恐慌的情绪，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秋忽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滑稽，也有点悲伤。人们花了几百年终于可以不当机器了，却发现已经不会用别的方式理解自己。
一棵香樟树
二零六七年，秋七十三岁。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她住的小区中央有一棵很老的香樟树，城市维护系统发现它的根系已经进入地下能源管道区域，系统给出的最优方案是移除。报告写得无可挑剔，保留这棵树会持续增加维护成本，并且导致这一区域的能源中断风险略微上升，而移除它几乎不会造成明显的生态影响，附近还有许多同种树木。从几乎所有可以量化的角度看，砍掉它都是更合理的选择。
施工机器人来的那天，秋站在树下，她不想让它被砍。系统询问原因。秋想了很久：“我女儿小时候在这里摔过一跤。”
系统回答：“该记忆与树木本体不存在必要因果关系，如有需要，可重建该场景的沉浸式记忆环境。”
秋说：“我知道。”系统继续问：“是否存在其他生态、历史或公共利益依据？”
“没有。”
“那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秋抬头看着树，冬天的香樟依然是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翻动。她忽然发现自己给不出可以进入模型的理由，没有数据，没有逻辑优势，没有公共价值，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她说：“就是不想。”
系统停顿了不到一秒：“当前理由不足以改变公共资源配置。”
“等等！”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是星河。她走到母亲身旁，在公共决策终端上调出了另一个选项：请求社区授权。这套机制是在自主治理争议最激烈的年代建立起来的，它规定如果一个决策在技术、法律和公共利益层面都没有明显问题，却涉及相关人群明确表达的价值偏好，那么系统必须保留一次真实的人工授权程序。不是因为人判断得更准，当然也不是因为人更聪明，人的选择更好，只因为人的意愿还没有泯灭。
那天晚上，三百二十七名相关居民参加了投票，两百零九个人选择保留。系统重新规划了地下管线，城市为此承担了一笔远高于直接移除树木的成本，没有经济收益，没有提高效率，没有创造新的岗位，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那棵树只是留了下来。
秋站在窗前看了很久，她眼眶湿润。星河问：“怎么了？”秋摇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挺好的。”星河笑了。
劳动者从来都不是人的定义
秋离开这个世界后，星河在书房里发现一个很旧的文件夹，里面是秋年轻时的工作材料，还有一张多年前的会议照片。照片里的人们坐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屏幕上写着“What remains for humans”。星河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微笑着自言自语：“不必剩下什么，nothing has to remain。”
几十年后，已经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工作曾经意味着什么。愿意上学的孩子们在历史课上了解到，过去的大多数成年人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换取维持生活所需的资源。老师告诉他们，那时候人们从小就思考一个问题：长大以后做什么？
一个孩子举起手：“为什么一定要做什么？”
老师说：“因为那时候很多人相信一个人应该对社会有用。”
“如果没用呢？”
“他们会很痛苦。”
那天放学以后，一个女孩没有直接回家，她跑到一片没有任何经济用途的荒地，没有能源设施，没有科研项目，没有生态修复指标，甚至没有旅游价值，政府很多年前决定什么都不做。女孩躺在草地上，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城市另一边，无数自主系统仍在运行，它们计算能源、预防疾病、维护道路、探索太空。它们不知疲倦，从不拖延，也不需要被赋予意义。
女孩什么都没有做，她只是看着天空。没有任何系统需要她，没有任何任务等待她，没有任何历史要求她证明自己。她完完全全拥有自己的每一分钟，每一秒。
她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变得更加优秀，没有为未来做准备，也没有思考人生。她只是活着，瞳孔里映着璀璨的星空。
很久以前人们曾问，人是劳动者还是机器？后来他们问，如果机器取代多数劳动者，人还剩下什么？再后来人们似乎发现，这些问题也许从一开始就问错了，因为劳动者从来都不是人的定义。
就像飞翔不是鸟儿存在的理由，发光不是恒星存在的理由，宇宙也从未要求任何事物先证明自己的用途才允许它存在。人类花了漫长的时间，终于把同样的认可，给了自己。
作者后记
OK，那这个故事是我上周末早上起来和 GPT 聊天，然后我们一起完成的。包括这个故事里、视频里的所有的图片，也都是 GPT 它自己创作这个分镜来生成的图片，我非常满意。
那虽然这个片名是无用之人嘛，但怎么说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这样的环境里生存，我肯定还是觉得有用会比较重要的。比如前两天晚上开会，就本来说是可能我需要讲一个 PPT，但是因为对方准备了，然后对方讲了全程，然后我在翻译的环节好像也没有插得上话，然后我就纠结了，纠结了一晚上领导会不会觉得我没用。
但怎么说呢，就是每次我自己再听一遍这个故事的话，我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挺好的，嗯。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有话这里说 ↓